（来源：New Leftists）编者按本章题为“暴政的孤岛”，意指资本主义市场内的企业。这些企业被科斯称为”有意识权力

波段猎手阿福

（来源：New Leftists）

编者按
本章题为“暴政的孤岛”，意指资本主义市场内的企业。这些企业被科斯称为”有意识权力的岛屿”，其内部并不采用市场交换，而是充斥着计划。如果计划在资本主义内部早已无处不在，那么“计划是否可能”就不再是一个理论疑问，而是一个被现实反复证实的事实。然而这一事实长期被主流经济学的话语所遮蔽。
本章从赫伯特·西蒙的思想实验切入——从太空俯瞰，现代经济的主导景观并非一张由平等交易者构成的市场网络，而是一块块企业内部的有色区域，在这些区域里通行的是命令、层级和计划，而非竞价和合约。这引出了罗纳德·科斯那个看似天真却直指核心的问题：如果市场如此高效，为什么企业这种非市场的组织形式会存在并且如此普遍？
科斯用“交易成本”给出了一个主流经济学能够消化的解释，但他同时也无意中打开了一个裂缝：资本主义的运转离不开计划，而且这种计划绝非边缘现象，而是其核心组织方式。作者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将科斯的洞见与那场绵延数十年的社会主义计算论战相连接。米塞斯和哈耶克曾以信息和计算问题为由，断言大规模计划在逻辑上不可能；然而沃尔玛、通用汽车、亚马逊等巨型企业的日常运作，恰恰在实践层面否定了这一论断。它们所处理的供应链、库存、物流和需求的复杂程度，并不亚于一个国民经济体系，而它们依靠的正是内部的数据共享、统一调度和集中协调——而非内部市场的自由竞争。
二十世纪后期兴起的信息经济学，从另一个方向拆解了主流经济学对市场完美性的假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的研究表明，信息从来不是免费、完全且均匀分布的；获取和处理信息本身伴随着高昂的成本，甚至常常不可能。二手车市场、保险市场等经典例子表明，当交易一方比另一方掌握更多信息时，市场可能失灵，资源配置偏离最优。既然信息不完美是普遍的现实，那么那种认为市场能够自然而然地汇集所有必要信息的乐观信念，便同样站不住脚。而哈耶克所强调的“市场作为信息发现机制”的优势，在信息经济学看来也并非不可替代——因为市场所发现的信息既可能是片面的，甚至可能是被扭曲的。
正是基于对信息问题的这种认识，经济学中发展出了“机制设计”这一分支。机制设计不再幻想市场自发运行，而是承认：为了让市场产生预期结果，人们需要预先设计一套规则，诱导参与者披露真实的私人信息，并使他们的自利行为最终指向设计者所期望的目标。然而作者敏锐地指出，机制设计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计划，尽管它以间接的方式运作。它表明，即使是被奉为圭臬的市场交易，也需要被事先设计和持续调整；不存在无需任何有意识干预的“纯粹市场”。既然市场本身需要计划，那么将计划仅仅视为对市场的威胁，便是一种理论上的偏狭。
在论述的后半部分，本章借助优步等平台企业的案例，以及奥斯特罗姆对“公地悲剧”的反驳，进一步拓宽了讨论的边界。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大规模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成为可能，但这一技术条件既可以用于更精密的劳动控制和利润榨取，也可以用于民主性的协调与分配。选择权并不在技术本身，而在社会制度和政治意志。
因此，这一章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一个现成的替代方案，而在于以扎实的理论梳理和现实案例，瓦解“计划与市场”这一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神话。它向读者表明：我们早已生活在计划之中，只不过这种计划以等级制的形式存在；而未来的任务，不是争论计划是否可能，而是如何将这种已经存在的计划能力，从资本的垄断中解放出来，转化为一种民主的、参与式的社会协调方式。

企业：市场海洋中的计划孤岛
第三章：暴政的孤岛
Phillips and Rozworski 著
巴别塔翻译组 译
前言
在相对鲜为人知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基于沃尔玛的内部计划构想乌托邦愿景的若干年前，一位远为主流的人物——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有过一个并无太大不同的领悟。西蒙是一位博学家，既是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虽广为流传但并不准确地被称为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也是图灵奖（虽广为流传但相对更准确地被称为计算机领域的诺贝尔奖）的得主。1991年，西蒙提出了如下思想实验——对于那本声名卓著但正统的《经济展望杂志》的常规读者而言，这个实验可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假设[一位来自火星的神话访客]从太空接近地球，配备了一台能揭示社会结构的望远镜。公司显现为，比如说，实心绿色区域，带有模糊的内部轮廓标示着各个部门和分部。市场交易则显示为连接公司的红线，在它们之间的空间中形成一张网络。在公司内部（甚至可能在它们之间），这位来访者也看到了淡蓝色的线，那是连接老板与各级别工人的权威之线。当我们的访客更仔细地观察下方的景象时，它可能会看到一团绿色物体分裂开来，因为一家公司剥离了它的一个部门。或者，它可能看到一团绿色物体吞掉了另一个。在这个距离上，离开时带走的金色降落伞大概看不见。
无论我们的访客靠近的是美国还是苏联、中国的城市还是欧洲共同体，下方空间的绝大部分都将位于绿色区域之内，因为几乎所有的居民都将是雇员，因而处于公司边界之内。组织将是这幅景观的主导特征。一条发回家的消息，描述这一场景，会说“由红线相互连接的大片绿色区域”。它不太可能会说“连接绿色斑点的一张红线网络”。
西蒙讲述他关于火星访客的故事，意在轻轻地责备他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忽视了在资本主义之下威权权力关系和计划实际上多么普遍。计划事实上几乎随处可见，尽管经济学这门学科大体上编造了甚至比不明飞行物光临地球还要离奇的故事：那个关于一个和谐且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童话。然而，始终有少数经济学家——像西蒙一样——持不同意见，认识到计划的普遍性，甚至有几人认识到了它的前景。
01.
罗纳德·科斯四处打听
在大萧条年份的1931年，一名二十岁的英国经济学学生来到芝加哥，从事一项不寻常的研究项目。他是来研究某种乍看之下似乎完全显而易见的东西，但实际上却绝非如此。罗纳德·科斯去美国要做的事情，是在那个仍很年轻的经济学学科中，此前几乎没有学者愿意费心去做的事：研究公司——经济核心处的那个黑箱——实际上如何运作。
科斯的问题很简单，但他所学的经济学却尚未给出答案：“为什么会有这些‘有意识权力的岛屿’？……如果生产是由价格运动调节的，[并且]生产完全可以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进行，那我们确实该问，为什么会有任何组织？”换句话说，如果市场是解决一切人类互动的灵丹妙药，那么即使是最简单的工作任务——从“把这个货架上架”到“格式化这个电子表格”——理论上都可以由市场中的价格而非经理下指令来治理。科斯有点天真地发问，为什么不所有东西都在自己独立的小市场上被买卖？为什么沃尔玛比西尔斯多那么多倍？为什么公司——从夫妻店到企业庞然大物——会存在？伟大的语言学家、终生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诺姆·乔姆斯基，有过一个精炼的回答：科斯的“有意识权力的岛屿”也就是“暴政的孤岛”。因此，经济学家不愿撬开公司的黑箱，因为它藏着资本主义的肮脏秘密。市场经济不仅充斥着计划，而且充斥着威权计划——将经济决策集中在财富所有者手中，并让工人循规蹈矩。公司计划一切，从钱如何在各部门之间分配到组装一个汉堡应该花费多少精确时间——而且每一种情况下，他们都在计划哪个工人做哪项任务、何时、何地、如何做。当你上班打卡后，老板说了算。
然而，翻开几乎任何一本经济学入门教科书，世界呈现为一个几乎无边无际的选择王国。在对自由和市场自发效率的赞美诗中，几乎没有几个字触及在公司四壁之内每天都在进行的计划。更少的人将其指为强制性的。资本主义之下的计划就是关于让人做事——没有他们的参与，而且未必符合他们的利益。经济学家顶多会把计划提出来嘲笑一番，未能——或拒绝——认识到即使在市场体系中计划的核心地位。科斯看似天真的问题开启了走向纠偏之路。
然而，科斯并不是同路人。虽然他年轻时甚至一度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过兴趣，但他的经济学教育迅速将他转向了右翼（很可悲，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科斯论证说，公司之所以进行所有这些表面上像是仿效苏联的内部运作，仅仅是因为把每一个最后的协调决策都留给市场，成本太高了。对于自由市场体系内部及贯穿其间的大量公司计划与自由市场理念之间的不协调，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解释。经济学家喜欢说“没有免费的午餐”。科斯将此应用到了市场本身。市场引入了一整张他所谓的“交易成本”之网。写一份合同、建立一个市场或找到最优惠的价格，都耗费资源和时间。只要做所有这些事情在内部比通过市场更便宜（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将它留在内部就是唯一合理的。所以，“自由”市场其实也不是免费的！科斯论证说，有些决策留给计划来做才是合理的——做出一个决策，事情就成了。计划更有效率——尽管对科斯而言，只到某一个点为止。在他完成了对美国商业的考察、亲眼目睹了其内部运作之后，回到英国，他于1932年在邓迪大学对年龄并不比他小多少的学生做了一场讲座，整理了他的想法，尽管又过了五年他才发表了他的成果。
由此产生的文本——《企业的性质》——引用了一段经济学家丹尼斯·罗伯逊的话。罗伯逊是著名英国宏观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密切合作者，也是“流动性陷阱”概念的提出者。罗伯逊谈论了公司存在这个奇特现象，毫不客气地将它们描述为“在这片无意识合作的海洋中的有意识权力的岛屿，就像在一桶酪乳中凝结的黄油块”。但罗伯逊仅仅指出了这个谜团，科斯则解释了它：“那些以价格运动已解决问题为由反对经济计划的人，可以这样被回答：在我们的经济体系内存在着计划，[那]与我们通常所称的经济计划别无二致。”
他的洞见被忽视了。直到今天，虽然人们对科斯礼貌性地脱帽致意，即便计划明显无处不在、且以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规模在进行，大多数经济学家对它的谈论仍然很少。经济学教科书深入解释了消费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货币市场，或者甚至将整个经济作为一个大市场来解释，但对公司内部的计划几乎鲜有涉及。顶多，经济学家会简短地提到计划，并且只是为了嘲笑它。在大部分主流经济学中，公司只是一个消耗投入并产出产出的数学方程。它如何做到这一点很少被问及；其内部运作要么不够有趣，要么足够令人尴尬。
对计划之现实的刻意无视相当普遍。亚当·斯密，这位如今被视为经济学之父的18世纪苏格兰人，以引入市场的“无形之手”而闻名。他说的并不是什么神秘力量，而是这样一种想法：当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而做出买卖决定时，他们“被一只无形之手引导去促进一个并非[他们]意图之一部分的目的”——即通过市场体系实现的社会福利。斯密之手经常出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作为市场无需任何计划就能产生最佳可能结果的证明。然而，斯密本人明白，真实的经济涉及各式各样的非市场互动——就连“无形之手”这个短语在他的《国富论》中也仅仅出现一次。例如，斯密假设工厂主会共谋——也就是计划——以压低工资。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只专注于他故事的前半部分：市场体系完全靠自己从混沌中产生秩序。
然而，一个有序但完全无计划的市场经济这种愿景不过是幻想。计划存在于市场体系中，而且规模真正巨大。今天，在公司内部进行的交易数量与在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数量一样大。经理们一直非常关心计划，但只有深入研读实用管理文本，我们才能了解计划在资本主义之下的范围。经济学家们将它隐藏在一张看似无序的纠结之网后面。
即便如此，主流经济学家在二十世纪建造的堡垒也并非坚不可摧到排除一切怀疑。对无计划世界的批判的种子，甚至就在其城墙之内被播种了。当然，科斯并不是在主张大规模计划。他仅仅是一位愿意诚实地看待世界、注意到计划与控制即使在资本主义商业内部也扮演着核心角色的主流经济学家。
02.
计算论战的延续
就在科斯四处走访、询问公司经理们为什么不设立市场来将产品从仓库一头的货架移动到另一头货架的同时，别处的经济学家们仍在忙着争论是否根本需要市场。如前所述，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在1920年论证，整个经济的社会主义计划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类复杂经济既需要市场也需要价格。在他看来，市场分散了大量信息，这些信息是单个计划者无法汇集和计算的。然而，价格使比较截然不同的东西成为可能；没有价格，他推理道，计划者如何知道像一座汽车工厂和一支圆珠笔这样迥异的物品的相对价值，并最终决定每种应该有多少？最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的反驳论点，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最终于1937年由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
兰格的生活和工作充满了矛盾。一位终生的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兰格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细枝末节与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脚注同样驾轻就熟。尽管他最终在战后斯大林主义教条时期任教于华沙计划与统计高等学校，兰格也在1930年代在哈佛度过了一段时光，并于1938年至1945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任教，而后者当时正在成为自由市场正统的堡垒。尽管是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兰格仍服务于波兰国家，甚至在其斯大林主义的化身中——先是作为驻美国大使，然后是驻联合国代表，最后成为国务委员会成员。这些矛盾，无论多么不可能，在计算论战（见第二章）中对兰格来说却发挥了有利作用。
兰格读过新古典经济学家的作品。然而，他相信他们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模型可以被征用和改造用于社会主义计划。在资本主义之下，当H&M生产了太多紧身、偏紫色的灯芯绒裤子时，它的门店最终会降价以吸引人们购买。需求与供给在价格下降时相遇——至少理论上是这么说的。在现实中，多余的裤子最终可能被填埋，而H&M下一季的生产可能最终迁移到工资更低的地方，以使价格更低成为可能。利用新古典学派创始人之一莱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的方程，兰格在1937年写了一本小册子，设想了一种计划经济，在没有这些缺点的情况下模仿市场。兰格虚构的社会主义计划者会在纸面上操纵“影子价格”，而不是等待真实价格从收银机过滤到生产决策。就像犯罪现场的紫外灯一样，社会主义计划会明确展示出在资本主义模型中仅仅是在后台发生的所有数学。兰格回应了米塞斯的挑战——价格和市场是任何经济理性所必需的——通过将它们纳入市场社会主义的模型。关键在于设计出计划者如何找出哪些影子价格是正确的——那些确保社会主义经济既不会生产不足、也不会生产过多一切商品的价格。为此，兰格改造了来自瓦尔拉斯的另一个概念：tatonnement。在瓦尔拉斯的母语法语中，这个词意思是“摸索着走向”。瓦尔拉斯设想市场会试探出正确的价格，直到它们找到经济学的圣杯：一般均衡，即所有市场都达到平衡，每一种商品或服务的供给量恰好等于需求量。再加上一些数学，主流经济学家会告诉你，他们已经证明每个人也尽可能地幸福，生活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
然而，兰格认为计划者实际上可以比市场更好地完成这种“tatonnement”。与奥托·诺伊拉特的自然经济（在第二章中讨论过）不同，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下的人们仍然会去（政府经营的）商店购买消费品，向计划者发出他们想要生产什么的信号。生产者——也都是公有的——将力求尽可能高效地生产出计划者从消费者需求中翻译出来的东西，而无需在覆盖成本后还留出利润空间。随着经济生产出物品、消费者购买这些物品，中央计划者将运行方程，找出什么东西生产得太多、什么东西生产得太少，并调整“影子价格”，直到一切都同步。即便没有全部正确的信息一次性获得，兰格也期待他的计划者们能像资本主义下的市场那样摸索着走向均衡，只是做得更好更快。而且，足够强大的计算机的到来使这一过程进一步加速只是时间问题。兰格在他最后的岁月里对计算机科学和控制论着了迷。在他最后的论文之一中，他写道：“市场过程及其笨重的试探搜寻已显得老式。事实上，它可以被视为前电子时代的一种计算装置。”
大约在兰格发展他的计划理论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阿巴·勒纳正在研究他自己的市场社会主义版本。这两位思想家如此互为补充，以至于社会主义计划可以复制资本主义效率的理念被称为兰格-勒纳定理。通过模仿资本主义理论的部分内容，兰格和勒纳想要证明，计划能够达到、甚至超越资本主义自身关于从稀缺资源中榨取最多人类满足感的衡量标准。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勉强承认兰格的论证是成立的——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如果兰格和其他人所描述的社会主义计划体系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它是否可行。虽然企业和军事计划者——他们厌恶社会主义，但即使是最简单的数学计算在资源管理和控制方面的威力也让他们着迷——开始使用正式计划工具的粗略版本，但仍难以想象计划者以合理速度在整体经济规模上求解兰格方程所需的计算能力何时——如果有朝一日的话——会出现。由于可行的应用前景暗淡，没有理由大肆宣扬社会主义者可能是对的这一事实。
03.
哈耶克的反击
这种失败主义让另一位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感到警觉，他追随米塞斯的脚步，决心证明兰格是错的。哈耶克今天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新自由主义的教父——这种亲市场的意识形态已经主导了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政府政策，其第一个化身最好地体现在1980年代英国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和美国的罗纳德·里根政府。哈耶克对于想要意识形态的体制变革是直言不讳的。战后福利国家在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休战刚刚建立起来，哈耶克就在1944年加入了一个右翼激进分子小组，创立了朝圣山学社——一个超前于时代的自由市场智库。对于他们重塑意识形态的任务而言，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手中要有对兰格、勒纳以及其他看似占了上风的社会党人的反驳。
对于一个如此狂热地信仰资本主义的人而言，哈耶克提供了一个非常诚实的关于这个体系的图景。也许正因为他在意识形态上如此笃信资本主义，他才能谈论它的种种缺点——它偏离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关于完美的人、完美的市场和完美的信息的幻想的所有方式。哈耶克质疑了这些核心假设。人并不是超理性的——我们对世界拥有的是不完整的、不完美的想法。市场从来不会完全同步：总是有某种东西太多或太少。资本主义是动态的，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而非一种均衡状态。在最后这一点上，哈耶克回响着马克思和斯密。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主流经济学要过上几十年才会拥抱这样的观念。
我们不得不承认，哈耶克在拒绝主流幻想这方面是对的。事实上，正是兰格低估了他从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学那里继承下来的问题。在这点上，他与马克思不同。虽然马克思对他写作时占主导地位的古典学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兰格却主要是试图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方程中的“资本主义”变量替换为“社会主义”变量。这样做，他接受了主流模型中所有有缺陷的假设。这些包括从不可能理性的经济人到最终的一般均衡，再到市场的“完备性”——意味着每一件可能的东西、在当前和未来的每一个可能的时间都有一个市场。（在实践中，完备性意味着你今天就能以固定价格同意购买——一股亚马逊股票、一次理发、甚至一块陈年切达奶酪——要其在未来任何精确的时间点交付，无论是从现在起两周三小时之后，还是甚至在五十年之后！）这些假设不仅在最极端的资本主义变体下也是显然虚假的；它们很快就会被——缓慢且谨慎地——甚至新古典经济学家自己所挑战。
不受这些包袱的拖累，哈耶克采取了一条与主流沉默但勉强接受不同的路线。他彻底拒绝了兰格的论证。哈耶克论证说，市场——不完整的、长期偏离均衡的、充满了会犯错的人类——不仅仅汇总和计算信息。市场是信息和知识的生产者。即使兰格的市场社会主义允许计划者比自由市场计算得更好更快，计划最终仍将是不可能的，因为计划者们不会拥有由市场互动所创造的那些信息来用于他们的计算。买卖或许不产生技术和科学知识，但它仍然创造出所有那些“时间和地点”的知识，这些知识对于做出高效的生产和分配决策至关重要。哈耶克论证说，计划者们面临的问题不在于“如何做”——该用什么方程——而在于“是什么”——进入方程的数据。计划者们所需要的丰富信息在市场竞争发挥其魔法之前是不存在的。分散化创造了协调：只有市场才能将那些通常孤立在不同个体的头脑中的信息汇集在一起。
然而，哈耶克的写作时期是在“大数据”出现之前，后者正在测试究竟能收集到多么精细的信息的极限。看起来，他也是在幸福地无视科斯的情况下写作的——科斯已经证明，即使在资本主义市场之下，分权式决策这层表象实际上是多么脆弱。
如果哈耶克听起来像是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相似性纯粹是表面上的。他所追求的与其说是人的自由，不如说是信息和金钱的自由——市场活动的这两个核心润滑剂。毕竟，人类没有能力以民主方式协调复杂的系统，因此他们必须服从市场的支配，接纳它那些匿名决策，不管它造成的社会代价有多深重。反对计划的论证显然取决于哈耶克的意识形态承诺。
奇怪的是，尽管他正面挑战了市场社会主义者，哈耶克的思想最初却被忽视了，也许是因为它们不仅批评左翼的、也批评主流的经济意见。在那个连理查德·尼克松都在宣布“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的时代，他们那种极端主义的口号怎么可能不显得不合时宜？关于计算问题的论战继续在那些晦涩的经济学期刊的纸页上展开。然而，世界已经往前走了。
但在尼克松令人震惊的效忠宣言之后不久，柏林墙两侧的既有经济正统都遭到了猛烈的质疑。到1970年代，“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陷入了经济危机，其裂缝开始显现。“自由世界”也遇到了麻烦，经历了战后时期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和经济精英在这一危机中看到了一个契机，来解除他们与劳工的战后妥协——这种妥协并非源自仁爱，而是出于他们对革命的恐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所倡导的新异端终于在学院围墙之外变得有用了。
04.
我们都被误导了
1970年代，经济学这门学科发生了某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教授们突然发现，人类并不是行走的计算器。在这一揭示之外，经济学中许多其他最受珍视的信条也被推入潜在的怀疑之中。自19世纪末期以来的几乎整个主流经济学事业，都建立在完美理性的人的基础之上。市场无缝和谐运作的模型，以及关于市场体系产生最佳结果的论证，都依赖于那个相当奇幻的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永久地将任何和所有信息置于指尖。
然而，一旦有缺陷的人性这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就很难再关上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另一位瑞典国家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左派有时借他来为反紧缩政治增添可信度——最初以推进对人性理性假设的批评而知名，同时仍然为市场辩护。与之前关于完美理性的经济人的神话不同——那种在现实中无处可寻、但长期以来为经济学家所钟爱的神话——斯蒂格利茨帮助开创的信息经济学，从一个看似显而易见的想法出发：获取并使用信息通常是代价高昂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家们喜爱使用的一个例子是私人健康保险市场。一个保险公司能够做的事是有限的，看一个人是否购买健康保险并判断其是否相对健康。形成一幅越来越好的信息图像，花费越来越高。到了某一点，成本会阻止进一步的信息获取不再有意义。同样的道理，雇佣一名机械师拆开并检查一辆二手车的发动机以查明它是否是一辆“柠檬”，所花费的钱可能比车本身还贵。市场可能会失败：有些人将最终为健康保险多付了钱，而另一些人则会无保险。你那当地不正规的二手车销售商，不太可能是你第一时间联想到的运转良好的市场。
在单个市场之外，斯蒂格利茨和其他人在问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整个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二手车销售商呢？一旦失败市场的例子积累得足够多，整个体系的效率和正义就会被质疑。简而言之，信息经济学最终挑战了那个论证——即尽管有缺陷，资本主义仍然是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然而，经济学家们没有将信息问题视为探索集体性、民主性决策替代方案——能将人和信息汇集在一起的方案——的理由，而是致力于让市场理论在不顾人性的不完美的情况下仍然成立。自从70年代以来，信息经济学已经产生了越来越精巧的点子来激励人们或组织去做事——当然，全部都在资本主义市场的界限之内。
机制设计就是这样一个点子。在这个经济学中晦涩的角落里，经济学家们炮制出——优雅的、但往往数学上复杂的——手段来迫使人们或公司透露他们原本会保密的信息。经济学家在1990年代初期创建的一种新拍卖形式，用于帮助美国政府将手机频段出售给电信公司，就是一个典范案例。该拍卖有一套旨在迫使公司透露频率使用权对他们真正值多少的规则——撒谎将使他们失去这些权利，输给竞争者。这一设计让政府多收入了数亿美元，远高于预期，如今已在世界各地成为通行做法。
机制设计是一种计划，尽管是非常间接的一种。任何类型的经济决策——无论是直接的计划还是一个“被设计的”市场——需要收集散布在人们之间的零零碎碎的信息。但信息问题并不排除其他做事方式。政府今天可以选择运营一个公共手机公用事业，而不是创建一个复杂过程、最终只使少数大玩家受益，这将构成走向更广泛社会化的一步。然而，目前的情况是，政府在拍卖中赚了一些钱，却放弃了对一种宝贵资源的控制。这还留下了一个由少数几个大玩家主导的市场，他们可以收取以其高昂著称的费用，并提供低劣的客户服务。
其他机制“激励相容”——例如，试图确保工人内化管理者的目标并按其行事，或确保管理者内化股票所有者的目标并按其行事。机制设计只是另一个例子，表明即使自由市场也必须被计划。现实世界的市场必须有意识地被制造和再制造。
05.
说到让人做事……
科斯的理论和信息经济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的资本主义计划是一个多么巨大的盲点——不仅存在于经济学中，也存在于我们对世界的日常感知之中。
主流经济学忽视了企业的纪律性质。它对公司的竞争说了很多，却忽视了公司内部的权力问题。那些将工人聚集在公司的复杂解释，绕开了一个根本问题：把工人辞职的正式自由（如果他们不喜欢这个工作）与我们必须工作才能生存、因而其实根本没有那种自由这一事实隔开的，是一道鸿沟。工人们在企业内被聚集在经理的——按字面意义——专制统治之下（企业不是民主），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别无选择。即使在那些管理层提供了一丁点决策控制权给工人的工作场所，在没有强大的工会代表的情况下，这份自由与民主的礼物也是由管理层随意赐予（和收回）的。这就是威权的、即非民主的统治的定义——乔姆斯基意义上的“暴政的孤岛”。我们常常把暴君的暴力与构成暴政之错的东西混为一谈。但这些暴力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为了强制服从的、怪诞的工具而已。正是这种不自由——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可挑战的控制——才是最恶劣的罪行。
在资本主义之下，企业购买工人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段时间内，它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处置工人（在物理定律以及因阶级斗争而施加的法律或工会约束的范围之内）。在科斯之前少数窥视企业黑箱内部的经济学家之一，恰好是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将企业视为从工人背上榨取利润的工具。他抓住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工人获得的工资是对他们的时间支付的，而不是对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支付的。利润来自企业能够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加上材料成本，材料本身也是由其他工人制造或从大地中提取的）与这些同样的工人所能够生产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科斯认为公司之所以计划，仅仅是为了节省成本。对于马克思来说，公司内部发生的事要重要得多：它决定了我们所生产的一切是如何在我们之间分割的。我们如何生产商品和服务，与我们所生产的东西有多少归谁所有密切相关。在资本主义之下，所有者阶级（企业主或股东）得到的相对于生产者阶级（工人）要多得多。
因此，管理者在他那小小的暴政领地之上对中央计划的行使，并不像科斯所想的那样仅仅是达成目的的一个更好手段，而是经济实际运作方式的一种反映。资本主义所创造的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对抗关系，并非市场仅仅引入了最好通过计划来避免的交易成本这种偶然事件。然而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对抗只会在“怠工”的语境下出现。UPS司机卡车里的GPS设备、监控洗手间休息时间的呼叫中心工牌、或者追踪网页浏览记录的白领工人应用程序，是确保人按吩咐行事的棍棒；奖金则是胡萝卜。
然而，对于对自己的工作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发言权、通常也没有更深层的集体责任感、且知道他们所做工作的利润落入了别人口袋的人来说，怠工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反应。怠工不是一种天生的懒惰倾向，而是人们在资本主义之下的一种应对方式。任何复杂社会都会有拥有不同、有时是互相冲突的利益的人，他们需要朝着共同目标合作。人类在资本主义及其微妙强制性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着手并完成了共同的事业，从平凡到无比宏伟——事实上，在此之前往往涉及远为更明显的强迫。然而，贯穿历史，人们也找到了在没有老板告诉他们该做什么的情况下共同计划和行动的方式。
对于任何提及不经由市场——尤其是不经由劳动力市场所提供的那种不加掩饰的激励（最基本的形式：工作要么挨饿）——的中介而实现的持久人类合作，市场体系的辩护者们常常搬出“公地悲剧”的概念。这个短语，由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在1968年《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指一种共享资源因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中的过度使用而不可避免地耗竭。用于说明这一悲剧的典型公地例子，是村庄里一块开放的、共享的牧场。如果农民只看顾属于他们自己的牛，而不是整块牧场，那么每个人都会让自己的牛过度放牧，共享的土地很快就会化为尘土。
在她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在这项“并非真正诺贝尔”的经济学奖五十年历史中唯一获奖的女性——为拆穿这个粗糙的故事做了大量工作。她汇总了群体管理公共资源的证据，发现在许多案例中，公地不仅存活下来，而且欣欣向荣。与现实不符的是，共享资源实际上往往由随时间建立起来的复杂社会规则体系来治理。奥斯特罗姆研究了瑞士阿尔卑斯山村庄中实际的共享牧场土地，发现它已被保留为共同使用超过500年。基于这个以及其他案例研究，奥斯特罗姆进一步确定了有助于保护公共资源的条件——其中包括资源使用者对决策的参与、监控使用的能力、有意义的社会制裁，以及冲突解决机制。
质疑公地悲剧的发现，就像计划这个理念本身一样，可能一开始会让人感到不适。我们时代有一个隐含的信念：唯一的真实激励是金钱性质的——专制是工作的一个必要部分，人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失去收入的恐惧，才朝着共同目标工作。然而，这并非人类的现实，而是资本主义的现实。虽然总是会有需要做的工作，但是有许多方式来组织那项工作——去计划它并确保它被完成。在实践中，公地不必是悲剧。
即使在资本主义内部，研究也表明，更扁平的层级结构会带来更好的团队合作和更高的生产力。同样，仅仅是将所有日复一日的运营决策权交给从事工作的工人，而仅将战略性决策留给管理者，就可以提高生产力。给予人们在工作流程上更多的直接决策权会带来什么不同，真是值得注意！一个社会化的、真正民主化的经济——无论是通过工人代表、社区委员会，还是更直接的民主形式——将提供有意义的自我管理，无需一个人对其他人施加不合法的权力。与此同时，仅仅扩大工会会员就能回击暴政的孤岛，让工人今天至少在工作条件上获得一些最低限度的参与权，并为未来更彻底的民主奠定基础。
06.
在机器吞噬你之前
夺取它
如今，经过议会中几十年受哈耶克启发的改革，以及工作场所中无数公然恐吓的运动之后，工会会员人数停滞不前或持续下降，而工作场所中的民主仍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梦。我们被告知要去庆祝更“灵活”的工作，去陶醉于经常更换工作的新自由。然而，尽管外包和供应链被拆解为更小零件带来了种种转变，大多数人仍然留在稳定但糟糕的工作中，对他们如何工作几乎没有发言权。尽管关于市场和选择有许多热情洋溢的说辞，计划仍然是企业的运行方式。
改变了的是，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使得海量信息的捕获成为可能。Facebook和Google在做什么？它们温和地、在我们自己的共谋之下，刺激我们透露关于自己的信息。它们的商业模式就是信息经济学，活生生地实现了。目前，它们使用积累的数据来出售广告空间——谁能想到高科技的极致不过是让对的人看到“我有一个波兰老公，我知道怎么使唤他”的猎奇广告T恤呢？——但其可能性要宽广得多。
优步（Uber）和其他“共享经济”的媒体宠儿，将探测信息与寻找降低交易成本的新方法结合在一起。作为优秀资本家，他们是以牺牲工人和民主（以及其他资本家，即那些继续向像优步这样至今未能盈利的企业输送资金的风险投资者）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的。优步的快速扩张很大程度上来自其薪酬优厚的游说者大军，这些游说者又在闭门谈判中对市政府进行哄骗和威胁，逼迫它们削减围绕着出租车垄断的各项监管。
优步的司机，另一方面，则是薪酬低微的“承包商”。不再被归类为工人（除了在英国，法院恢复了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他们可以赚取低于最低工资的收入，几乎没有劳工权利。与越来越多行业中的越来越多的工人一样，他们通过数据受到持续的、近乎全景监控式的监视。优步使用了一个五星级驾驶员评分系统，驾驶员必须保持在4.6星的平均评分才能继续为该公司开车。优步可以为它的司机“建议”某些应遵循的规范（笑多少、提供什么样的额外服务，等等），但现实中正是即使是仅仅一个差评的风险，就迅速让他们乖乖就范。然而并没有自上而下的规则；当企业能够持续收集和分析信息时，严格的管理是自下而上发生的。优步的商业模式借助信息经济学所做的不仅仅是售卖广告位。这家公司能够在不明确发出指令的情况下让人们照做，这种能力并不独特，它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升级版手段——资本主义本就善于让人们甘愿接受自身的不自由，而这次升级之所以能实现，靠的是更多的信息和对信息更强的掌控。
另一方面，优步并非处处反乌托邦工作场所的预告者，它也是一个工人合作社的自然候选者。毕竟，优步所提供的不过是一个应用程序；这个公司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中间人。一个由司机合作拥有的网络，使用类似的应用程序，可以在此时此地民主地设定收费标准和工作规则。一个司机合作社将远远优于我们今天拥有的那个由风险资本驱动的庞然大物，即使这是一种企业形式——尽管它在短期内引入了比在资本主义下通常可能的更多的职场民主，但仍受资本主义下任何企业都同样受到的逐利命令的支配——这些命令将促使自我剥削以与其他企业竞争，从而最终恰恰削弱了这些同样的民主冲动。
同样，社交网络可以作为公共设施而非私人垄断来运营——请记住，我们是在十九世纪强盗资本主义失败之后才创建了公共电力或水务工程。二十一世纪的大问题之一将是，谁拥有和控制着这些正在迅速成为关键经济资源的数据？它将成为民主计划的燃料，还是相反，成为一种新的、更威权的资本主义的燃料？这些问题要求我们承认由数据驱动的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所提出的巨大挑战：我们如何能将跨越和无视国界、且常常利用不同法域相互制衡的跨国企业国有化？在这么多数据处于集体、国家控制之下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确保隐私？
私人持有的数据使更高效的生产成为可能，但同时也在使更严密的监督成为可能，而现代企业计划才刚刚开始利用所有这些新获取的信息。其中一个结果是工人拥有了虚幻的自由。如果我们在工作中和工作之外都持续生产信息，我们就不需要被如此直接地监督——但老板仍在看着，而且看得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近。数据和指标自己会说话：经理可以看到一个工人每分钟组装了多少零件，或者一个司机每小时投递了多少件包裹。在工作中增加的自我管理——表面上没有经理，但仍被严密监视——是更大变化的一个症状。随着工资——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球北方大部分地区——自1970年代以来以极其缓慢的速度增长或彻底停滞，工人们为了维持生计而背负了更多个人债务。与此同时，政府削减了公共福利，使工人在被解雇或受伤时更加脆弱。就连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都称今天的工人是“精神受到创伤的”。翻译过来，这意味着，迫使循规蹈矩的压力如今存在于清晰的自上而下的等级制之外。
资本主义摆脱不了计划，即使它经常变体改造自己的计划技术。今天，资本主义计划既以科斯研究过的那种旧的、等级制意义的形态存在，也以从信息经济学中汲取手法的那种新的、更为迂回的形态存在。
07.
打开通往未来之门
经济学史学家中流传着一个老笑话：一本1960年代的博士级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可能被误认为哈瓦那某所大学计划系的一本教科书。在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自由市场生成价格，价格决定每样东西要生产多少以及东西如何分配；在计划教科书中，一个计划者通过拿出等效的生产和分配比例来求解同样的方程。奥斯卡·兰格版本的社会主义和二十世纪的经济正统，共享了同样有缺陷的假设。随着时间推移，如本章所述，许多人戳穿了这些假设：市场是有成本的，科斯说。人类不是无限功率、无所不知的计算器，斯蒂格利茨论证道。甚至哈耶克也是对的：资本主义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而且很少处于兰格和常规经济学所设想的那种均衡之中。
但信息经济学也挑战了哈耶克对兰格的反驳——即市场是我们生成计划所需所有信息的唯一手段。因为市场有时无法发现正确的信息，而它们确实揭示的东西也可能是虚假的。此外，继续在市场之外发生的大量经济活动——在我们称作沃尔玛或亚马逊或通用汽车的黑箱之内——正是反对哈耶克的证据。同时，信息技术的兴起显示了可能将多少信息置于我们指尖。哈耶克将价格描述为“一种电信系统”；今天，我们拥有的电信手段远更为精确和强大，可以直接交流信息而无需通过价格来中介。哈耶克的论证也许成功地消解了兰格关于计划的某些愿景，但它们不应该阻止当代社会主义者论证民主计划——那同时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经济学家邓肯·弗利（Duncan Foley）如此描述计算论战中的这一空白：“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历史性社会选择的真正要义，恰恰是社会主义计算论战所遗漏的东西：人们组织自身进行生产所通过的社会关系。”当我们说我们关心东西如何分配时，我们的意思是我们关心社会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谁在发号施令，谁又在遵从？什么算作“工作”，什么属于家务劳动的一部分？谁在抚养孩子，谁又在洗碗？
这些只是任何关于平等的经济学都必须与之搏斗的一些大问题。计划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存在于我们周围，只不过是以等级制的、不民主的形式存在着。一种非常不同的、民主的计划将是什么样子，这是新一代进步派经济学家需要从今天就开始讨论、辩论并通过建模来测试的问题。
但对于这个问题——信息应该通过一个必然造成巨大社会不平等、同时剥夺大多数人对他们如何工作之发言权的体系来被发现和创造，还是应该通过一个促进平等的民主协商体系来被发现和创造——答案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本章校对：盐潭
巴别塔翻译组译制
Phillips and Rozworski 著?
巴别塔翻译组 译
由NLS编辑部呈现
newleftistseditorialoffice@gmail.com